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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真名说着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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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和我一位来天津工作的老同学吃饭，聊到这个话题。偶也算走南闯北的人了，在湖南长大，去广东呆了六年，现在来天津也有两年了，也算有一点点谈资吧 ：）
就从打架说起，天津人俗称卫嘴子，舌头功夫厉害得很，偶连在天津买东西都不太敢讲价，要不怎么出了这么多相声大师，打起架来也是光说不练，吵得天花乱坠旁人都等得心焦。天津人打不起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爱看热闹的人太多，这是偶对天津人最大的感受，真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蹲下去吐一口痰，呆会围上来一圈人，天津的民俗保存得比较好，古道热肠的人也多，想放手开打颇有一定难度。
东北哥们就不同了，哪来那么多废话，打过再商量，朋友接到电话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剩下的任务是去医院交钱，说不定打完之后还成了哥们。湖南人就更有意思了，双方各叫来一帮人，两帮开打。偶当年初二的班就敢挑战高三的班，老家附近更有一村人端起鸟枪鸟冲和另一村人打架的。因此，湖南人往往在外面名声不太好，偶当年在广东，一看报纸报道抢劫杀人，多半是湖南人，其中多半还是湖南邵阳的，偶都觉得颜面无光。平心而论，广东人性格相对温和多了，偶原来在一所农村职业中学教书，调皮捣蛋的学生不少，打架的却不多，换作湖南的职业中学，怕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了。
所以偶从来都很鄙视所谓的“湖湘文化”论，说什么“先忧后乐”、什么“上下求索”，充其量不过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整一个知识分子的YY，说湖南人爱面子倒没错，可这也是全中国人的通病。如果真有所谓的“湖湘文化”的话，倒应该从粗砺的农村去寻找一腔流动的热血，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书本来自我陶醉，更何况，屈原、范仲淹还不是湖南人呐！
往脸上贴再多金也无法掩盖湖南自古就是蛮荒之地的事实，岳阳楼不是“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么？从屈原到杜甫到柳宗元，失意官僚、落魄文人穿梭往返，络绎不绝，在岳阳楼上吵吵嚷嚷，也煞是热闹了一番。所谓“先忧后乐、上下求索”不过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乔装改扮，那是读书人的事，与我等野蛮人无多大干系。儒家文化在湖南的根基并不牢靠，湖南人不太买它的帐，时不时还涌上一股蛮劲：皇帝老子算个鸟，几时老子也弄个皇帝当当？湖南话有个词叫“霸蛮”，意思是霸道加野蛮，还拗着一根筋。
所以，湖南是出土匪的地方。当然土匪掌握了政权就不再是土匪了。湖南元帅将军出了一大批，也就不足为奇了。周恩来比毛泽东少了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霸气。毛泽东一直不喜欢知识分子，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有着典型的湖南风味，也确确实实地被广泛继承着，甚至融入了血脉，不能说是“湖湘文化”，可以说是“湖湘性格”吧。儿子打架打输了，向老子哭诉，老子一巴掌拍过去：“哭去个死！打赢了话我听，打输了莫做声！”老子宁愿儿子打赢了让自己去给人家赔礼道赚。甚至学校老师也是如此教的，当年我们班打输了，班主任一脸乌黑地走进教室，“打赢了来告状，打输了还告什么告？！”
大学时我把这事告诉外省同学，莫不以为是天方夜谭。
这种环境下培养的人缺点是霸蛮冲动不顾及后果、只认结果而不论手段，优点是具有勇气胆量、果断敢拼、敢于冒险。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竞争型的社会里比较适合生存，容易出人头地，所以湖南人在外面混出成就的人很多，但在自己家里就只有内耗了。如果引导得好，可以成为叱咤风云的栋梁人物，引导不好的话，做个十恶不赦的匪徒也是有可能的，绑架李嘉诚儿子的张强就是个例子。
在许多湖南人心目中，张强是个了不起的有本事的人，敢拿李嘉诚开刀并勒索十亿，并不以为耻，这就是只认结果而不论手段的实用理性与冒险精神的混合观念作用的结果，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和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冲击，湖南乡土社会礼治习俗、道德传统沦丧非常之快，超过其他地区。广东经济发展很好，传统也保持得比较好，香港亦是如此，甚至是中国最迷信的地方，从某个程度上讲，迷信是一种民间信仰，甚少有劝善的积极作用。北方农村则更传统保守了，也更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意识形态，在湖南农村作为价值体系基本面临解体了，而新的体系并无建立的希望，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只有一个——金钱，这样的症状在全国农村都存在，但目前我还没看到有另一个地方传统的流失如我的家乡这般快速。过年回家，听到一个很令人揪心的消息，因为子女的不肖，老人自杀的例子已屡见不鲜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宗法礼教和舆论来约束，现在是各自打扫门前雪，休管人家瓦上霜。
只要能赚到钱，都是你有本事，哪怕你坑摸拐骗。邻近有一个县以产骗子远近闻名，而我的家乡，则已是笑贫不笑娼了，许多去广东当小姐的女孩在家乡都是公开不避讳了，我曾问我大姑，难道不怕以后嫁不出去么？答曰：屁哟！现在这样的女的反倒吃香，有钱，有些男的就是愿意要这样的女的，我们村里有个女的从广东回来说，我就不相信把十万块前摔在他面前，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还有一个笑话是，三姑家附近村子里，老公要老婆去广东赚钱，正好他们生不下孩子，便叫老婆顺便带一个回来，可是没想到的是，老婆居然生了个黑人小孩出来。老公气道：我要你生一个，可是冒要你生一个黑鬼啊？老婆很委屈：我怎么知道是个黑崽啊？
说到冒险精神，就不能不提赌博了。麻将扑克就不必说了，是小打小闹，家家都有麻将桌，白天摆到街上，晚上通宵达旦，三岁小孩都会，不是夸张，打小就从娘肚子里接受胎教了，至十来岁的小孩，牌艺就颇精了，我这点三脚猫技术和大学同学打少有败迹，和我的中学老同学打就只有落花流水的份了。说天下最勤劳的人是农民，这句话放在家乡农村就不适用了，说是最懒的人倒不为过，五一回乡看到在田间劳动的多为老人，年轻人除了外出打工的，其余多半在家里砌长城了，每天除了打牌无所事事，田和地请人种或不种或给人种，反正那东西也不赚钱，湖南农民不会傻到面朝黄土背朝天指望修地球发家致富的。
现在有了发家致富的捷径了，那就是买六和彩，家乡叫买码。其实也就是买香港彩票49选7里的一个特别号码，实际也就是买外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加超级搞笑的东东，买码源自广东潮汕，具体方法不是很清楚，大致是将49个号码分摊至12个生肖，每个生肖包括4个码（可能其中一个生肖有5个码），在每期开奖之前会有各种版本的码报，这个码报非常有意思，集民间文化之大成，将唐诗、谚语、对联、生肖、风水迷信、易经八卦、花鸟虫鱼符号、福禄寿吉祥信仰、儒释道的圣人神仙、甚至毛泽东诗词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拉拉杂杂扯在一块，像猜谜一般寻求匪夷所思的联系，毫无逻辑可言。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绝对摸不着头脑。录上两段码报：“天子呼来不上船，八仙过海显神通。十人各居山一方，东海龙王降雨到。”“九到必定四做伴，三二二三看钱来，欲钱买肉食的动物。”
赔率是1：40，一般是包号猜生肖，比买福利彩票要高多了，而且灯谜般的码报又正好可以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因此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家家户户抱着几本厚厚的《无字天书》、《内幕玄机》和码报刻苦钻研，用功程度绝对不亚于我当年考大学。到了中央七台《天线宝宝》节目时间，一家老小，包括八十几岁老太太都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严密关注节目的每一个画面，屏幕上一群小孩蹦来蹦去，是给0-3岁儿童制作的节目，所以现场十分地滑稽，我从没有看懂过这个节目是在讲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和特别号码联系起来。
某日，特码开出来是13号，在一片哀叹声中，母亲猛拍一下大腿，后悔莫及：“哎呀！我好傻哟！《内幕玄机》这期讲到‘珠穆朗玛峰上摇钱树’，那个珠穆朗玛峰不就是8848.13米么？不正就是13么？后死了悔啊！”
我哭笑不得，无论出哪一个数，都肯定会被她如此非凡的想像力联系到的，何况还有不计其数版本的码报。有人发了，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中了十几万，村里头有人中了四十万，成功者是极少数，亏了的是绝大多数，虽然个个要面子不肯承认，而倾家荡产的、上吊自杀的也不是没有。我想，为什么能在我的家乡如此盛行，恐怕跟人心中企图一举暴发的赌徒欲望有关吧，中大奖的人肯定是敢于冒险的人，中四十万就意味着你要用一万钱钱买一个号，而一般买是包号，即成本远远不止一万。幸好，还有不买码的人。幸好家里没钱，母亲一个号码放一块钱，买上个一二十个号码，进进出出一扯平，落下个打发无聊时间的乐趣。
当然，这不完全是农民的错，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当一个社会的机会不平等时，也就必然有人破坏潜规则，不按常理出牌。我更担心的是，原来传统价值体系解体之后，支撑他们的不应该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和冷漠的工具理性。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一段话讲的很好：市场经济通过自己的魅力，调动起了农民对金钱的欲望，农民日渐将追求货币以及具备这种成功追求货币的能力作为衡量其优秀与否的惟一标准。农村精英们首先落入到市场经济的陷阱中，被消费文化拖入到无休止向上攀爬的欲望中去。村落文化不再如过去那样有很多道德的约束，特别是传统道德的约束，市场经济为任何一个有赚钱能力的人提供了无尽的机会，他不必顾村民指责，他可以认为这些传统道德本身不道德是封建宗法，或者他可以迁出他居住的村落。当一个人违背传统而不受惩罚，其结果必然是群起效之，这就产生了历史上乡土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传统道德被市场经济抽去了可以延续的根基，丧失了合法性。所有的后果集中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它可以化约乡情、友情甚至亲情。
话题扯远了，回到打架的正题。农村问题专家归纳出当代农村所承受两个最大的压迫：一是权力体制，二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它并不是万恶之源，只是因为伦理道德体系未能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重建起来。湖南农村比其他发展中地区有一点要幸运，那就是富于反抗性，这跟好斗是分不开的。中西部农村的基层官员显然要容易当一些，农民面对各种苛捐杂费，只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湖南农民可不是这么容易统治的，老子偏不交你怎么着，逼急了一村人扛上锄头跑到乡政府把几个收费的揍上一顿，这就是打群架的好处，中国人往往罪不罚众，你总不能把全村人抓去坐牢吧？当然，这里不是鼓动暴力，这样的结果往往也不会有好下场，不过这么折腾一下，上头就不敢明目张胆地纳钱了，因此湖南农村要比中部农村的负担要轻一些，听说江西也是这样。
当年闹辛亥革命的时候，杨度就这么说：“想要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死绝。”可见富于反抗精神是湖南人的悠久传统，建立新中国也不是立下汗马功劳么。只是，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依靠农民，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最苦的还是农民。不要怪农民的劣根性，社会永远是金字塔型，永远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苦难是农民的宿命。
幸好，湖南农民的血性和敢于蔑视一切的傲气延续了下来，他们敢于蔑视陈规旧习，也敢于蔑视身体和精神的枷锁。这一点从湖南妹子的身上也能看出来，爽快泼辣，主动出击，偶当年中学里的帅哥们早早就被MM泡到了手，这一点恐怕只有重庆MM才可媲美。
湖南妹子敢爱敢恨，甚至敢玩弄男人。同学告诉我他村子里的一个笑话：某日一后生结婚，结果来了两个新娘，怎么回事？原来一个新娘是家里相的明媒正娶的，另一个新娘是后生自己找的，脚踏两只船，那妹子知道后，愤壑难平，故意择他大喜那日，披红挂绿，叫上亲戚好友，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大部队开过来。两个新娘堵在门口，破口大骂，谁也不能进门谁也不愿认输，真乃天下奇闻，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新郎官逃之夭夭，可怜的父母亲气得七窍生烟，可还得赔笑装烟，哪边都不敢得罪，午宴开席，都不知该赔哪边左右为难，笑死个人哟！
自古湘女多情，湖南农村从不稀罕什么贞节牌坊，看看当年的丁玲，是何等的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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