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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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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权力是比国家政治权力低一层次的权力,与国家比较而言,却拥有更多的社会性,在实践操作上二者往往合二为一,可以用政权这个词进行代替。
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为政权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①在中文里,“合”是动词,“法”则是名词,作合乎于法解。另外,法,用在政权的合法性里,这里不再指政权为社会制定的法律,而是社会多数人为政权运作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与时俱进,并非固定不变。
在政治学里,基于政权的正当性,是民众对政权作为一种权威所给予的接受程度。正当性事实上代表的是社会多数人,根据当时社会意识环境里设定的“应该如此才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正当性,政权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轻者引起抗争,严重时促成政权倒台。
专制政权(despotism),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长期独掌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个人或团体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支配权力。现代国家专制政权里,有个人专制(君主制)、团体专制(政党专制)。事实上,个人专制很多时候也依靠团体专制来实现,在现代社会这里“团体”有时体现出政党形式,有时又体现出精英阶层的形式。这里须指出的是,专制社会的政党,并不同于民主社会里的政党政治里的政党,往往名不符实,更多体现为管治社会的工具,并不具有民主国家政党政治里的政党涵义。
任何政权都存在意识形态(deology),意为“理念”,有两层涵义,一是权力阶层维持政权强加于社会的意识宣传,二是社会对这种权力阶层宣传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形成的意识。这里需指出的是,民主社会里权力阶层与社会对政权的合法性看法是一致的,这主要因为权力阶层的权力是社会赋予的,民主社会的权力阶层更多体现的是行政权力,并不涉及太多的政治权力。
理论上来讲,专制社会也会有社会赋予权力阶层的形式,但实践上却完全走样。无论行政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往往与民众和社会无关,更不存在民主社会里与掌权阶层的制衡权力。因此,专制社会事实上存在两种对立而且冲突的意识形态,第一种服务于权力阶层的意识形态,即通过教育和宣传的方式,来实现控制社会意识来维持政权的意识;另一种则为社会与权力阶层对抗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相互对立,有时甚至引发社会与权力阶层的冲突。
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1、天命论,在人类蒙昧时代,由于对自然规律不能作出科学解释,且畏惧于超自然的力量,对自然环境强调绝对服从。例如,殷虚卜辞中的“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就是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是比较低级的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宗教出现以后,天命论便向演化为君权神授论。
2、君权神授论 (Divine right of kings),是以宗教的形式主张君王是天神派遣下凡管治世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对社会拥有绝对的权威,人民只能遵从,不能反抗,其实质为维护政权合法性提供的一套理论。在启蒙时代以前,这套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过,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思想解放出来,使得其支持者越来越少,在当代社会这套理论实际已经破产。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君权神授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于帝制政权。由于当时人类知识的局限,社会里反抗者也只能借助君权神授论来反抗,例如《尚书》记载汤在讨伐夏朝桀时所说的一段话,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译过来,就是:“大家听着,不是我胆敢自行发动叛乱,而是因为夏王罪恶滔天,上天命我替天行道!”。
另外,汉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遣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
3、血统论,主张祖先的血统影响个人能力高低,并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这种思想曾在全世界封建制度国家广泛流传,同时为贵族官员世袭制度提供理论根据。这在现代和当代历史上专制国家里也有出现,例如朝鲜的万景台血统和白头山血统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龙生龙、凤生凤”血统论等等。不得不指出的,血统论是所有专制政权最核心的内容,也是现代专制政权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
血统论又建立在个人崇拜论基础上,个人崇拜论(Cult of personality)又脱胎于君权神授论,在18至20世纪,随着民主自由和世俗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君王的权力来源神授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战争诞生的胜利者,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和公共教育技术,使得个人崇拜在20世纪迅速发展起来。
专制政权里反血统论的观点非常之多,例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利用唯物主义观点对此进行批判和驳斥,他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并认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得出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的结论。但最终因其在文汇报发表反对姚文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言论,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现代历史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使君权神授论、个人崇拜发生了一些变化,一般都采用空泛的内容如用“人民”、“民族”和“国家”来代替“神”的作用,有些个人崇拜也转为对整体权力阶层比如转向政党,家族等的崇拜。
政权合法性理论
萨缪尔·亨廷顿主人(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一个政权依靠三根支柱来进行支撑,专制政权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存在天然缺陷,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政绩的合法性唯一的一根支柱。众知,三根支柱(点)成面,具有稳定结构,可使政权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即便其中一根或两根支柱出现问题,还有机会和时间来加以解决。在民主政权里,这三个支柱形成独立的三权:权力赋予(立法)、权力监督(司法)和权力实施(行政),因此民主政权具有长期稳定性。
在专制政权里,因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的问题使其支柱三去其二,仅仅依靠政绩合法性的支持政权的合理与合法性,这时发展GDP成了最核心的考核指标。经济增长越高越好,合法性越强,其合法性越牢固,就很自然形成所谓的GDP主义。②
李景鹏把政绩合法性③进行了细分,并认为:政府作为比国家低一层次的权力,能够比国家体现出更多的社会性,然而在这种社会性体现得如何,则取决于政府自身的状况。因此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一个政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需要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
1、政府能否保障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使之在不同的水平上有所改善和提高。
2、政府能否保障多数人的一定的政治利益,包括包障一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等等;
3、政府能否保障多数人的一定的社会利益,包括社会秩序的稳定、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等等;
4、政府能否较好地维护民族利益;
5、政府自身工作质量的高低等等。
现代专制政权具有不可持续性
现代专制政权依靠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获取其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只能放松对权力实施过程的监控,由于不受监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同时又无法杜绝权力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各群体利益的侵害。这使得不仅满足不了李景鹏提出的五项条件,甚至相互恶性影响。
GDP主义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社会因经济发展承受的代价越来越高昂,比如环境的恶化,不完善的公共服务,便促使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分裂运动兴起,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成本必然由社会承担,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势必需要给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这样又造成更多的腐败,再引发更大的抗争而恶性循环,使其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低。
这也印证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④。即便永远不发生经济危机,但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又与社会格格不入,这些都是专制政权跨不出去的政治门槛,更无法用政绩合法性去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的缺陷,因此专制政权注定具有不可持续性。
引用:
①孙关宏《政治学概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54-63. ISBN 7309036611.
②裴敏欣: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权合法性》
③李景鹏 《权力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p45 2008年3月,ISBN 978-7-301-13001-8/D·1901
④ 南风窗《虚拟访谈:亨廷顿视中的中国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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