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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骨精的作案特点及法律权力
故事中的白骨精，是一个害人妖魔。她想方设法，要吃唐僧肉。所采用的手段，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是公开方式，即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实施公开犯罪。一种为隐蔽方式，即通过种种伪装，以假的面目欺骗别人，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公开方式的特点是直接简单。白骨精一见唐僧出现，喜不自禁，以为机会就在眼前，在云端中就想出手捉拿唐僧。这时，她拟采用的就是公开手段。不过，公开手段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作后盾。白骨精在《西游记》诸妖中，属于硬实力最弱的一个，连孙悟空的一棒都吃不消，唯一的招架之功就是化成阴风逃跑。摄于唐僧周边猪八戒与沙和尚两位护卫人员的威力，自知在硬实力上不如对手，便打消了这种公开劫掠的念头。
隐蔽方式的特点是曲折迂回，不知不觉中叫人上当。它需要较高的智力支撑。白骨精有三变。三者，多也。它暗示的是采用隐蔽方式实施攻击的犯罪分子，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各种面目出现，变化是无穷无尽的。白骨精变化的人形，一是善良美貌女子，一是弱不禁风老妪老叟。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善而弱。善者易使人丧失警惕，弱者易让人产生同情。猪八戒与唐僧，如果面对的是强健魁梧、言语粗暴的壮汉，也许警惕性会有所提高，但是在柔弱女子与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前，他们更多的是怜悯。也正是这种怜悯心，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之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把作恶的妖魔当成了一心向善的“无故平人”。
不过，无论犯罪者如何变化，如何绞尽脑汁，使出何种手段，最后的结果都是害了他们自己。白骨精虽然给取经队伍与孙悟空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在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前难以遁形，被如意金箍棒横空一扫，立时丧了性命。这表明，所有犯罪分子都与白骨精一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白骨精几次说“戏他一戏”。以戏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害人终害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白骨精的目的是唐僧，让唐僧赶走孙悟空是手段。她的阴谋之所以能够部分得逞，是因为她知道唐僧是一个懂法、讲法的人，但是不知道妖怪的真面目；从交手中，她知道孙悟空虽然有火眼金睛，认知妖怪真面，却是一个“法盲”。从这两个人的性格权衡，她选择了利用双方弱点、钻法律空子的特殊方法。白骨精武功不高，心计特强，让唐僧赶走孙悟空，给取经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白骨精欲作恶是一回事，但法律审判是另一回事。从现代法律角度看，因为她恰当地利用了法律的弱点，如果没有被孙悟空处死，很可能在法庭审理上被认定“无罪”，并且是无辜受害者。法庭也许会认定，白骨精确是“妖精”，即犯有前科。这一认定对孙悟空大有好处。但是，法庭同样会认定，此妖在本案中没有侵犯法律的尊严，有其生存的权力。孙悟空无证据将其打死，剥夺了她的生存权，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与唐僧的认识与处置结果没有多大区别。
白骨精该不该拥有生存权？这一问题很尖锐，具有极大的法律及道德伦理上的争议性，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可回避。对此，可从民间认识、法理规定、佛教哲学三方面求证。
中国民间认识中，部分妖怪是可以有生存权的。著名的《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与小青，都是所谓的“妖怪”。她们因为做了许多好事，并为追求人世间的恩爱不计个人得失，而得到大众的认可。同样，《西游记》中孙悟空，在踏上取经道路之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大魔头。他受七十二洞妖王崇敬，与牛魔王等七大魔头称兄道弟，为一己或小团体之私闹龙宫、下地狱、闹天宫，闯下的都是弥天大祸，危及天下生灵，让好端端一座花果山饱受战火之祸。他自己为妖时，不仅要求生存权，还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死。遇有阻碍他的，无论人妖神仙，均欲金箍棒诛之而后快。就是这个人，不仅被大众认为应当享有生存权，还被认为是打遍天下无对手的大英雄，深受人们喜爱。可见，妖怪寻求生存权，自认为天经地义。在民间认识上，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问题。
不过民间认识，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白骨精是妖，人人都说该诛；白娘子是妖，大家都说该活。同样，三打白骨精中的孙悟空，怕唐僧被妖怪危害而奋起千钧棒，与法海为许仙着想而设法除妖，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人们同情孙悟空，对一心除“妖”的法海和尚却无比憎恨。其中原由，一是看妖怪的最初动机是好还是坏，二是看妖怪们最后是成还是败。动机好的白娘子，无论水漫金山，淹死杭州城多少百姓，责任却在欲捉她的法海身上；动机坏的白骨精，哪怕一件坏事没做成，也是死有余辜。最后成佛的孙悟空，原来做的坏事也被认为是好事；成不了佛的法海，做的都是好事，也就成了坏事。这又完全是在凭自己的好恶，凭主观的想像，以成败论英雄，来决定妖怪是否该死。可见，民间对于妖怪，既怕又爱，心态非常复杂。大部分场合，是在凭感情用事。
与民间的感情用事不同，法律讲求的是理性。法理规定上，没有妖怪的概念，类似的名词就是“犯罪者”，或者称作“罪犯”。白骨精有犯罪动机之说只是言语推测，没有确切证据，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危害。这在法理上，连“犯罪未遂”也谈不上。在遥远的古代，法律出自统治者之口，不过是其个人好恶的一块遮羞布，不仅常有犯罪未遂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还多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冤、假、错案发生。中国的办案，从唐宋时代开始比较注重刑侦证据，至明代已积累有较充分的经验，办案定罪时有一定的案例可循。因此，《西游记》写作的明代晚期，对法理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应该说，作者也有白骨精罪不至死的感受，才会选取这一特定的场景来表现自己的有关认识，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你说她有作案动机，证明何在？人证何在，物证何在？都没有。只因她犯有前科，就轻易判定其出现在某一场合时必干坏事，明显不合于事理逻辑，并且是一种身份歧视。犯有前科者，只要洗心革面，同样天经地义拥有生存的权力。
从佛教哲学角度思考，白骨精也不至于须以死而谢天下。不说别的，仅从《西游记》表现的佛道理念，即可予以较为充分的认识。《西游记》着力描写的绝大部分人物，均有正中带邪、邪中带正的两面特征。佛家、道家及天庭神仙、唐僧师徒等诸多“神”界人物，身上往往带有“魔”性；众山妖水魔，于穷凶极恶之外，身上往往又带有几分人性。其“佛”中有“魔”，“魔”中有“佛”，或暗或明，变化无穷。以致于神与魔、佛与妖之间，差别十分细微。用《西游记》的话说，是“妖精菩萨，菩萨妖精”（第十七回）。白骨精有其吃人的魔性，但她也知道尊老爱幼、家庭和睦、行善布施、修桥补路一类，是所谓的善行。尽管这是她编出来哄人的假话，却表明其心中至少还有一丝关于“善”的概念。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是编不出此类谎话的。能了解人性，是她还存有些许人性的最后证据。当然，这不是她不该死的充分理由。关键在于，《西游记》中，善与恶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其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如果世上没有了恶，就不存在善；没有了妖，就不存在神。这也是佛教经典中的名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密乘等，都认为“恶”为人类本性之一，不可能完全断除。断了“恶”，也就断了“佛种”，“善”也就不存在了。所谓去“恶”，也只能是有选择、有条件的。它不是完全灭除，而是以智慧照破，以智慧转化[ 以智慧照破，以智慧转化：用无比的智慧，洞悉邪恶的本质，指明其正确出路，使之转化为善。]。根据这一哲理，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做小恶者，可以小智慧照破与转化，做大恶者，可以大智慧照破与转化，而无须从根本上灭除。因此，对白骨精这类疑有犯罪动机但未酿成重大恶果的小妖，以小智慧照破与转化即可，没有必要根除。《西游记》中的唐僧，无论人妖，都以“我佛慈悲，善哉善哉”开道，粗看愚蠢可笑，实则为佛家以智慧照破与转化哲理的形象体现。故孙悟空打死白骨精，是不符合佛教哲理的。
民间认识，妖可杀，也可不杀；法律以证定罪，按罪量刑，白骨精本案无罪；佛教认为，对妖魔可采用照破与转化措施，不必根除。综合起来，白骨精可杀可不杀。一般情况下，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故白骨精虽然是个妖怪，孙悟空在无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实施打杀，存在滥杀的嫌疑。法庭关于白骨精拥有合法“生存权” 的判决，有理有据，无可辩驳。
下面要说的，是关于法律隐私权的问题。前面说过，将人们不能感知的“神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真实客观证据，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将来的飞速发展。《西游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已经使用了超现代的独家秘门高科技手段，那就是他的火眼金睛与跟天地神仙交流的本领。赖火眼金睛，他认清了妖怪真面；靠天地交流，他调动了神仙，与其合力完成了剿灭白骨精的艰巨使命。遗憾的是，只他一个人有此秘器，且不能与人分赏共用。设想唐僧或猪八戒也有此本领，孙悟空就不至于吃紧箍咒与被赶走的暗亏了。因此，发展高科技手段，让一般人、至少是圈内人士可以共同掌握，是防止重点办案人员遭受冤屈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过，我们不能过度依赖高科技手段，它也是有局限性的。在法律上设定这个所谓的“隐私权”，其实就是针对滥用高科技手段而设的一道“紧箍咒”。众所周知，窃听器与影像监控是现代科技手段。其对于侦破案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是现实生活中，因窃听与影像监控引发的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诉讼不在少数。并且败诉的，往往是不当使用设备的那一方。将来还会有新的更多的高科技手段用于刑侦过程，也会有限制其滥用的法律条文不断出现，而犯罪分子，也会不断研究对策而巧妙利用其弱点。
孙悟空超现代的独家秘门高科技火眼金睛，长在他的脸上，就是别人想把它取下来，也不可能做到。如果真能做到取放自如，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至少，白骨精会提出严厉控告。就她而言，也是有隐私权的。她变这变那，花言巧语迷人耳目，无非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妖怪这一隐私。如果孙悟空对别人不用火眼金睛，却对她使用，她一定会说：“你首先就怀疑我是妖怪，是在实施‘有罪推定’。就算我真是妖怪，但我做了什么坏事吗？我是不是妖怪，是个人‘隐私’，关你什么事！”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随身而就，使白骨精失去了控告的机会。但现代高科技手段，并未随人而生，随人而长，是可以取放自如的。孙悟空未曾遇到的难题，现代案件侦查人员却有遭遇的可能。因此，侦查人员在使用高科技手段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讲究必要的策略与方法。不然，实施“有罪推定”与侵犯“隐私权”的指控，将落在他的头上。
总而言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从故事本身看，是一个法制观念的问题，但放在全书来看，则是一个要讲斗争方法的策略问题。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因而相关的策略与方式方法也相当之多，这决非一个简单的白骨精故事可以概括的。作者的用意，是要通过白骨精精心策划而让孙悟空上当这一事例，提醒人们在斗争的进程中，务必注意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依据可能的条件来保护自己。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载《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193页。]”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讲策略，不注意方式方法，不仅危及当事者本人，也会给大众事业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孙悟空被逐出取经队伍，就是前车之鉴。对此，读者宜细心揣摩，本文不做过多的阐述。
（此文完，余待续。读者如感兴趣，敬请关注所写后续有关《西游记》相关专题。本人撰写完成《西游记》全书各故事解读一书，50余万字，观点新颖，闻所未闻，论据确凿，决非牵强附会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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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4 09: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