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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即将于5月1日起施行。全国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电视电话会议4月22日在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指出：“编织好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的安全网，发挥社会救助的应有作用，兜住民生底线。”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既高树“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又确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由于政府在社会救助中权责的特殊性，必须通过立法界定公权，使政府社会救助的管理内容合法，权责明晰。另一方面，防止公权“合法”异化。立法是国家权力的程序性分配，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是立法的根本目的。社会救助立法必然担负保障权利（生存权）、制约权力两大任务。社会救助公权不可能只集中在一个或者极少数几个部门，所以必须通过法治对政府公权进行合理分配，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形成“垄断经营”权力；又要防止权力分散，多头管理，以致职能交叉，相互推委扯皮，造成公共权力的“重复建设”和浪费。社会救助法制的基本价值目标确定之后，能否通过法律程序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是社会救助法治的关键。依法救助不仅依据法律规范，还应当包括法律原则、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国家在社会救助中发挥的作用越积极、越重要，对于程序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必须着力规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行政程序。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正完成传统社会的转型与产业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的双重现代化课题，社会救助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有效解决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满足其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现实课题，需要调配社会资源广泛参与，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社会组织和民众为重要参与力量的救助体系，从过程和结果上保证公民生存权的实现。从管理的技术层面看，社会救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实行动态管理，如最低生活保障的“应保尽保”，农村五保供养、农村扶贫的返贫现象等。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一个社会文明与否，不在于物质财富有多么涌流，而在于民生疾苦是否得到庇护。社会救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制度，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无疑为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作用提供了法律依循和刚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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