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镇化视角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转载)
三中全会讨论了全面深化各方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治理和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综合改革，还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其他领域改革配套支持。经济领域的改革，有两大核心基础，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即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必须转变，转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私营部门、政府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公报中有多处相关表述，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清除市场壁垒”、“依法治国”、“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二是强调市场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再沿用1992年以来，官方强调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提法。
公报中没有刻意提新型城镇化的字眼，但与城镇化相关的改革措施，最终的指向就是转型——城镇化模式的转型，从土地财政向后土地经济转型。相关表述主要集中在城乡关系和财税体制两个小节中。
公告称：“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从原有对城镇化的强调，乡镇乡村的发展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一种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民的待遇和未来也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让农民能够真正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分享现代化成果。
无论是“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还是“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财政的支撑必不可少，钱从哪里来？唯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尤其农村集体用地流转改革，把更多的土地红利分配给农民和乡村。在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之下，城市用地归国家，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农村集体用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地方政府的征收，再用招拍挂的方式转卖给开发商，而国家向农民支付的征地补偿款，都大大低于土地的真实价值。某种程度而言，低买高卖和招拍挂的政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的获取了大部分的土地红利，这些资金又会集中用在城市建设中，加剧了城乡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失衡。这样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农民和乡村的利益，要改变这一点，就需要给农民让渡更多的土地红利，进而逐渐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除了土地制度改革以外，人的城镇化也必不可少。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就意味着需改变目前的“半城市化状态”，需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生活的同时，也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全面融入城市。“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表述，意味着土地制度改革会和社会事业改革相配套，类似的“以土地换养老”，“以土地换医疗保障”等模式或将在各地试点推广，加快养老、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促使城市里的农民工享受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而“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意味着国家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和小城镇，包括修建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和道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缩小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差距，缩小中小城镇和乡村的差距，推进就地城镇化，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和环境压力。
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很大，这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有很大的关系，此次公报强调了财政改革的重要性，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公报提出要“完善立法、改革税制、透明预算、明确事权、提高效率”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规范预算、披露长期支出需求和融资缺口，中央会加大对地方财政预算的审查。以往大拆大建的城市开发，需要转变为量入为出的有计划的开发。
如何实现财税方面的改革呢？容许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或许是一种选择，关键是要让地方财政和融资能力受到市场的监督和限制，建立以支出需求为基础的财政收入转移机制，而非不受节制的上项目。此外，土地财政没有了，城市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这意味着要寻求新的可持续的财源，一是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税基。二是政府职能转型，要从专注于企业项目的公司型政府，转向于构建优良投资环境的服务型政府，以服务和效率换取税费。
值得一提的还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部分。公报提出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意味着以往的粗放增长模式将受到约束，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选择企业和项目时，将会更多考虑生态和环境成本。
实际上，公报仅仅是粗线条地指明了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政府职能转变、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新型功能城乡关系的建立，都可以归结为“发展模式的转型”：城镇化模式的转型，政府职能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那么，怎么来判断有无实质性的转型呢？速度！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速度太快，操之过急。因此，要实现公报中的相关目标，关键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的抓手就是控制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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